几年前，薛维忠和太太去湖南张家界旅游，回程在长沙机场候机。太太在书报摊上买了一本大陆出版的杂志，封面印着《蒋介石的十大名将》。上了飞机，两口子翻着看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：十大名将，几乎个个被批得一无是处，唯独他的大伯薛岳，通篇几乎没被点到一个字。 更让他不是滋味的是，后来他翻到台湾出版的《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史》画册，里头讲三次长沙大会战讲得热热闹闹，薛岳的名字却一次都没有出现。 一边是骂声绕着走，一边是功劳簿上查无此人，薛维忠不由得替大伯叫屈：这位指挥三次长沙会战、被不少人认作“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”的百岁老人，生前身后，在两岸之间竟然这么尴尬！ 薛维忠1940年出生，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，又到美国麻省大学读数理统计，后来官至“中央银行”国库局局长。他的父亲薛仲述，是薛岳的三弟，黄埔五期出身，被大哥送去法国学航空，回国再入陆军大学，一路跟着薛岳打仗，官拜中将。 薛维忠幼年深得大伯喜爱，曾与薛岳一家同住。2015年《新京报》记者寻访薛岳在台后人，能一口气把大伯的饮食起居、脾气秉性、待人接物从头讲到尾的，正是这位侄子。 “薛家兄弟五个，从来没有分过家。”薛家晚辈在《回忆我的大伯薛岳》里这样写道。薛家本是乐昌九峰的穷苦人家，薛岳从军之后，带着三弟仲述、四弟叔达、五弟季良入伍，二弟孟坚留在家里管家，前方挣了钱便往家里寄，二弟在家乡买田置地，才把家业慢慢撑起来。 薛岳是名副其实的族长，一大家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到台湾仍住在一起。定居嘉义后，他把居所取名“忠恕邨”；给侄子起名，一个“维忠”，一个“维诚”。 “他们那代人很讲四维八德。”薛维忠说，薛家的后辈，一生都逃不脱“忠孝信义”四个字。他的女儿薛一心，曾任百事可乐中国区总裁，后来放下高薪到大陆做儿童公益，按薛维忠的话说，“女儿的民族观念比我还深”。 薛氏的家风，受薛岳性格的影响很大。 薛维忠说，“大伯脾气倔强，不懂圆融，这点也是我们家的遗传。”薛家几兄弟都是一个模子，嫉恶如仇，只会做事，不通政治。 这种硬气，不通融，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薛岳的家庭和生活，也是他一辈子仕途坎坷的根源。 儿子薛昭信记得，父亲对九个儿女几乎不管不问，“感觉我们小时候跟没有父亲一样”，只有在外闯了祸，才挨一顿棍子；他年轻时嗜烟，晚年说戒，当天就断，再不复吸。 在嘉义竹崎的日子，他凌晨四点起床打太极拳，然后习字、看书，晚上七点准时上床，一日三餐敲钟吃饭，常年只有三套衣服，自己洗衣、叠被铺床，简朴得像个老农。隐居时最爱练字，抄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，练完就烧——打了一辈子仗，保密成了习惯，连习字也不留。 他解释带兵的道理，总说这样的话：“带兵如水桶里装水，桶是方的，水就是方的，桶是圆的，水就是圆的。” 薛昭信还说过：“我父亲脑筋里只有国，没有家。”当地里长曾邀他游览阿里山，他摆摆手：大陆的大山大河见得多了，台湾的小山小水有什么好看。 在薛家后辈眼中，薛岳心里真正服的人，从头到尾只有一个：孙中山。 1896年12月27日，薛岳生在广东乐昌九峰镇小坪石村一个客家农家。父亲薛豪汉字宗元，因他生在甲午战败之后，仰慕岳飞，给儿子取名“仰岳”；后来他嫌只“仰”不做不够，自己抹掉“仰”字，单名岳，以示不仅仰慕，更要身体力行。 后来，他先入黄埔陆军小学，再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，后升保定军校第六期，与张发奎、邓演达同期；军校尚未念完，1918年6月便南下广东，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，当上尉参谋。1920年随军回粤，粤军参谋长邓铿赏识他，把他从机枪连长提拔为营长。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，组建总统府警卫团，薛岳、叶挺、张发奎分任第一、二、三营营长。 1922年6月16日凌晨，陈炯明在广州叛变，所部围攻总统府和粤秀楼。叶挺营守前门，薛岳部守后门，血战十多个小时；薛岳率机枪营殿后，护送宋庆龄突出重围，一路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的住处。宋庆龄当时身怀有孕，脱险途中受惊流产，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。孙中山则在事变前夜登上永丰舰；警卫团被打散后，薛岳又辗转上舰随侍，随后奉命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平叛。这一年薛岳二十六岁，“薛岳”两个字从此在军中叫响，他人生的坐标，也从此钉在了“国父的学生”四个字上。 晚年在台湾，这份坐标依然笔直。据薛维忠回忆，家人想拉他去教堂，他勃然大怒：“去什么教堂，我是信国父教的！”他到台湾后刊印《诗经》，扉页恭录国父遗墨，用草书写下：“诗经可以养心养性，可以为善为忠，可以移风易俗。” 对于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，薛岳的内心是不服的，也始终信不过。 1927年3月，北伐军进上海，薛岳任一师之长，同情工人纠察队，对蒋介石“深为不满”，托共产党人李一氓传话，建议“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，抓起来”。此后他随张发奎几度反蒋；1930年中原大战，他站在李宗仁一边对蒋作战，衡阳之战负了伤，避居香港。部队被缩编裁撤，他心灰意冷，一度